金博体育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各种问题也层出不穷甚至愈演愈烈，版权纠纷就是现如今较为常见的法律问题之一。
但是，版权纠纷绝非现在社会的独特情况，其实它早在古代就已经产生，毕竟版权一事其实更多的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然经历的问题。
而我国历朝历代政府也都出示过相应的的办法和政策来针对，宋朝政府则在这其中显得格外走心，发表的政策也更加全面具体。
众所周知，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朝代之一。为了弥补因政策弊端所带来的财政巨额支出，宋朝政府不得不颁布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当时的经济发展，整个宋朝时期无论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一副无比兴盛的模样。
另外，由于宋朝政府对外怯战一心只想争取和平，也为宋朝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安稳和平的环境，尤其是对外贸易的赋税更占了当时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而思想的解放同样使得人们不再对商人持有强烈的鄙夷之心，更多人愿意投身到商业之中来一展身手。
另外，文学在产生之初被统治阶级的人把控，毕竟只有他们才认字、才有闲情逸致来感叹生活、描绘景色。虽然有部分平民靠着后天的努力得以跻身贵族阶层，从总体上来说却始终是这个情况。
但随着朝代的更迭以及教育制度的发展，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知识也得以在这种情况下大范围传播。尤其是在宋朝，从上至下都十分重视教育的培养，“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宋真宗赵恒为了鼓励民众多多读书而写。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愿意读书，而教育的普及则使人们可以读书，随之而来的便是出版行业的兴盛。但也正是因为出版业的兴盛，令许多不法分子看到了发行盗版书目是有利可图地，于是他们便趋之若鹜般地涌向这个领域。
当这种行为越发普遍以至于影响到普通民众和合法商贩的生活及利益后，政府也就不得不出台相关政策来对其进行打击压制。毕竟施行版权保护政策的首要前提就是有版可维，不然就是出了个寂寞。
唐朝时期，我国首次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并且很快就为全社会所普遍使用，它的发明也使文字的传播更加简单快捷。
到了宋朝，毕昇通过对平常工作的大量实践和总结，创造性地发明出了工作效率更高且更便于进行的活字印刷术，再度使中国的文字传播水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正因如此，人们刻印东西不再需要花费巨大代价或者进行专门的技术培训与机器制造，印刷不再是一门高门槛的工作。
但相对应的，印刷盗版书目的犯罪成本也大大降低，在家里弄好后就可以拿到市面上去交易，方便快捷的很。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宋朝社会的盗版印刷活动显得尤为猖獗。
他们将已经雕刻好的东西再度翻刻出售，修改内容或者作者、发行盗版印章等等，一切当时能进行的盗版活动都搞了个遍，他们甚至还特别喜欢去盗刷名人的作品，苏轼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作者和政府的版权保护意识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并开始决定对他们进行打击。
在版权保护当中，政府首先重视的肯定是官方出版的书目。毕竟官方书目不仅是政府进行思想教化的重要工具，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政府的威严。
据史籍记载，宋神宗曾下达这样一条诏令：诏民间毋得私印造历日。令司天监选官，官自印卖，其所得之息，均给在监官属金博体育。意思就是说不准民间私自印发历书，此类全部书籍刊印和发行都要交由司天监来进行。既然是由政府机构来发行，那么书籍发行的一连串经济利益自然也是由政府所得，其实算是政府的产业。
当然，其实经济利益倒是其次，主要是立法确实事关国家，一旦全国出现不统一的情况，无论是农业生产、战争还是地方纪事都会出现巨大问题，甚至于引发社会的持续动荡也不是没可能。
除此之外，《九经》在宋朝时期也受到官方的严格保护，贯穿了整个宋朝社会的始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宋朝政府的官方书目其实都并不主要以经济价值为主金博体育，它更多的是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是对统治者的保护。
虽然官方更加重要，但在当时的宋朝社会，很明显民间对版权保护的需求更加强烈。前文已经说到，由于名人们自带的效应和光环，使他们成为了不法分子尤其喜欢盗印的作者。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恶化，朱熹、苏轼等人专门向政府申请了保护自己的著作，《东都事略》中就曾记载“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这样一件事。
只要申请成功，官方就会出示一张公文张贴在公告栏上供所有人查阅，警告他人不得再盗印，否则将遭到严厉追究。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商家也会在自己的产品上表明对自身版权的维护，如宋代一枚铜镜上就有着“假充李货真乃猪狗”的字样。这在今人看来颇为有趣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对盗版者深恶痛绝的态度。
虽然宋朝的时代已经与今天大为不同，但人们在遇到同一种可憎行为时的表现却是相通的，对盗版的打击便是其中之一。维护原创不仅是一种法理上的必要措施，也是安抚广大原创者心灵的有效手段。只有当原创成为社会的主流而盗版遭到唾弃之时金博体育，整个社会的发展才会进入一种良性状态。尽管宋朝社会的版权维护政策在现如今看来有些“落伍”，但依旧能够给今人提供不少的经验。